▍季風帶書評：

最近讀了由熱帶出版社出版，阿都啦.賓.阿都卡迪爾.蒙西（Abdullah Bin Abdulkadir Munsyi）所著的自傳，楊貴誼翻譯的《阿都拉傳》。

此書的作者阿都拉（1796-1854）誕生於馬六甲，是阿拉伯人與印度人的後裔。

他的父親薩爾霍.阿都.卡迪爾跟隨他的父親來到馬六甲，是第二代馬六甲“移民”。其作品有《阿都拉傳》，《阿都拉遊記-吉蘭丹之部》，《新加坡焚城記》；他也編輯過馬來民族史上的重要著作《馬來紀念》（Sejarah Melayu），以及由淡米爾文翻譯的《葛里拉和達美那》。阿都拉本身精通馬來文，後來又逐漸學會了印度斯坦語（烏爾都語），和英國人學習了英語。精通多語的優勢，對阿都拉的職業生涯幫助許多，他能和在殖民地的英國知識份子們討論學術與翻譯經典作品，在那個時代能有這樣能力的穆斯林裡，阿都拉似乎是個極少數。可在內文中看到他是被馬六甲和新加坡爭相拉攏的人才。

而看完《阿都拉傳》後，我對阿都拉個人的意識形態，和他所身處的時代背景的個人看法較感興趣。尤其是阿都拉對“英國”這個殖民地政權的先進文明的激賞的同時，卻對馬來人這個群體（用“群體”指稱“民族”，是因為用“馬來民族”這個概念似乎不合時宜，馬來民族主義當時還沒有崛起，書中也並無提及任何民族主義的內容）和墮落停滯的馬來皇族們进行非常嚴厲的批判。把他這種言論放在現代的馬來西亞社會中，算是個“過激”的言論了。

有趣的是，對馬來人群體與皇族的墮落與文化停滯，阿都拉並無把此歸咎於英國的殖民政權。這與現代討論殖民政權對被殖民地的文化影響與迫害等探討觀點很不同，當然這並不是說阿都拉的思想比現在的這類的討論開明或超前，只是他對英國這個殖民政權的看法似乎是“逆來順受”的。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新加坡蘇丹胡新.沙與天猛公進行無理的單方面強迫接受新合約，改變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給蘇丹與天猛公每月薪俸條件等手段，阿都拉似乎對此是非常無感且无动于衷的。

或許源於他雖是一名穆斯林，但在血統上不是馬來人的原因（如第一段提到，阿拉伯人與印度人的後裔，混血兒），在當時這樣的血統確實會讓他感受到社會的邊緣與孤立。

作為一名穆斯林知識份子，阿都拉肯定是非常熱愛的馬來文，但看到那時代的馬來人群體對自身的文化非常無感且毫無積極進取的態度，而且馬來人群體的性格又相對保守不積極，“恨鐵不成鋼”的情緒無法避免。這樣的情緒日積月累，身為知識份子所感到的孤獨與孤傲感，對“進步主義”的這一理想願景奢望也只能投射到英國殖民政權的文化上。

這也讓他與馬來人群體一直有著很大的代溝，例如書中就談到，萊佛士要資助蘇丹與屬下大臣和天猛公的孩子，去孟加拉學習英文與英國人的教育，想從馬來皇族們的下一代開始，改變他們的族群習性，以讓他們的族群未來能慢慢適應由英國人主導的“新世界”次序。而蘇丹與天猛公的態度，則是從猶豫冷淡至後來的拒絕。這在阿都拉的眼裡看來是非常“愚蠢”且不可接受的，他認為這些馬來皇族們失去了一個改變自身地位與適應“新世界”的機會。當然，馬來貴族們的這個決定，也讓萊佛士想出了另一個折衷方案，即——萊佛士書院的成立。

除了以上這個例子，馬來人不願深耕訓練自身的馬來文涵養，不願接觸新的強勢語言—英文，對英國人的抗拒，不願接受資本主義的文化（蘇丹胡新.沙就對萊佛士表明，經商不是皇族的“習俗”）等，都讓阿都拉對馬來人十分的不理解不寬容。有一點可以提的是，阿都拉是一名非常虔誠的穆斯林伊斯蘭教徒，你可以從書中感受到他對阿拉與伊斯蘭的的崇拜與信仰，但這完全不與他對英國殖民政權的看法。相反他還經常與英國牧師合作進行著作翻譯，當然他也在書中抱怨與他合作的某些英國知識份子不夠尊重及相信他的專業，一意孤行按照自身對馬來文淺薄的理解去進行翻譯，這裡就不多做贅述了。

在很多觀念上，阿都拉與英國知識份子，統治階層的觀念是很契合的。例如讚同萊佛士制定法律禁止賭博（當然身為穆斯林他肯定也讚成禁賭）；英國人保護殖民地的文化遺產和對“東南亞異域”的好奇與探索做的研究活動；英國人對“無用之學”的追求（如英國公司派人勘察繪製新加坡地面海岸線的地圖）等。任何關於英國方面的知識領域和治理經驗，阿都拉都非常認同與欣賞，也能從書中看出來這些“英國人的習俗”並無與自身的宗教意識有任何衝突。甚至阿都拉能用伊斯蘭意識去詮釋英國人的治理意識與進步文明。全書關於英國人治理馬六甲或新加坡的經驗描寫與知識追求，仿佛讓我覺得阿都拉身處的那個時代，是個真正實行“政教分離”的時代（至少在阿都拉心中，他或許是真正這樣貫徹始終的）。當然，這在當時的穆斯林群體中，能如此看待英國人統治的恐怕也只是極少數而已。